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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Massage - Tai Chi Tirana

想喝好茶?先把标准提上来!

我得聊聊茶,因为这事儿我已经憋在心里憋了好一阵子了。

在中国,茶可不是一杯热水那么简单。它是一整套讲究。在我长大的地方,"一杯好茶"讲的是叶、是水、是温度,是那第二泡、第三泡往往比头泡还香。你急不得。你也别拿糖把它淹死。更别把茶包一直泡到杯子发黑,跟木头桌子一个颜色。

后来我到了阿尔巴尼亚,人家满怀热情和自豪地端给我一杯 çaj – 说白了就是一堆糖披了件茶的外衣。大家都笑眯眯地看着我,我就把它喝了,笑着说真好喝。各位读者:这句"真好喝"我如今已经说过好多回了。

我可不想挑起什么国际争端,所以说句公道话。阿尔巴尼亚的山茶 – 真正的 çaj mali,那种实打实从山坡上采下来的 – 是真的好,好到我现在有点上瘾了。这一点我们完全一致。我要抱怨的,仅仅是那种九成都是糖、还滚烫地盛在能烫到我三根手指的玻璃杯里的版本。

所以,我这个外来人要给我的第二故乡提一句温和又完全没人问过的建议:你自己的山上就长着好茶。把标准提上来。多泡一会儿,少放点糖,让茶叶自己说话。

当然啦,你递给我什么,我照样会喝,照样会说真好喝。有些标准是值得守住的。礼貌就是其中一样。

王杨是从辽宁移居而来的人,在离 Bulevardi Myslym Shyri 几步路的地方经营着一家小小的中式按摩馆 – 而且对茶有着强烈的看法。

北方姑娘还能有多热?

我在辽宁长大,在中国的东北,那儿的冬天是个认真的主儿。真正的冬天 – 十一月一到就赖着不走,非得等到开春才肯松口,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人人都缩着脖子、耸着肩膀急匆匆地走。小时候我跟咱们北方孩子一样抱怨冷:嗓门大、没完没了,可心里又从来没真盼着它走。

所以我一直以为自己懂天气。我以为自己在这方面挺扛造的。

结果地拉那的七月找上了我。

我真想夸张一点,说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热的天 – 可说实在的,是我这身子骨提交了一份它从没提交过的投诉。早上十一点,我就开始跟风扇讨价还价了。到了下午两点,我认了,风扇赢了。这个月我吃的西瓜,比我从前一辈子加起来还多,我把一瓶凉水贴在手腕上,跟吃药似的,还对马路哪边有阴凉发展出了一套很强的见解。

我的阿尔巴尼亚朋友们觉得这非常好笑。“但你来自寒冷的地方,”他们说——好像这应该让我 better 在夏天表现得更好,而事实上却让我糟糕得出奇。一个北方女孩,在众人面前蔫蔫地蔫了下去。

他们跟我说八月更热。这话我暂时决定不信。

所以呀,要是你在 Myslym Shyri 附近看见一个小个子中国女人,慢吞吞地从一片阴凉挪到另一片阴凉,手里像捧宝贝似的攥着一瓶凉水 – 你好哇。那就是我,正扛着呢。等到冬天你再问我,我准是全地拉那最高兴的人。

王杨是从辽宁移居而来的人,在离 Bulevardi Myslym Shyri 几步路的地方经营着一家小小的中式按摩馆 – 而且对茶有着强烈的看法。

辽宁的姑妈们:一段安静女性的历史

我辽宁老家有三位上了年纪的女人,她们的一生一直待在咱们家族记忆的背景里头,而被讲出来的,是她们身边那些男人更响亮的一生。这篇文章是写她们的——我的三位姑妈——也是写那种安静而稳当的活儿的:这种活儿,女人们一代又一代地做着,从不被记录下来,可要是没有它,别的一切就都撑不住了。

这是一篇私人的文章。它不是一份治疗指南。可它垫在我对那些走进店里头的上了年纪的女人的许多想法的底下,而把它写下来这件事,我心里头惦记了有一阵子了。

我所知道的姑妈们

我父亲那边在辽宁有三位姑妈。大姑妈生于1928年,是我祖父的头一个女儿。二姑妈生于1933年,比我父亲大一岁。老姑妈生于1940年,是她们那一辈里头唯一一个真正念完了小学、还往上念了的——她念出来当了小学老师,在沈阳城外一个小镇上教了四十年书。

大姑妈2007年走了。二姑妈2018年走了。老姑妈还在,八十多岁了,安安静静地住在她教过书的那个镇子上。

她们三个,都活得长。她们是那种女人:看着自家的家口在身边一茬茬长起来,做饭,晾被褥,喂鸡,记着每一个生日,晓得哪个表亲跟哪个表亲闹了别扭,把那些小磕碰摁住,不让它们闹大。

我小时候,咱们去过几回,我对她们记得最牢的,是大姑妈的厨房。那是一间又长又窄的屋子,靠着一面墙搭着一铺炕——那种传统的砖砌的睡台,底下靠灶火烧热。冬天里头,全家的女人晌午过后都坐在炕上,择菜,剁蒜,喝着酽茶。话头不断,可也从不为着哪一桩具体的事。那是一种稳稳的低声絮语——如今我一想起姑妈们怎么过了她们大半辈子,想到的就是这个。

大姑妈是掌勺的。她做一道辽宁的白菜炖猪肉,在我的记忆里头,是我在欧洲待了二十年、一直想找个能比得上的东西的那一口饭。二姑妈是管账的那个——管谁欠了谁什么——不是钱上的账,是人情上的,是鸡蛋上的,是借来的那罐子得还回去的大酱上的。老姑妈,那位老师,是管一切要读要写的事的。她们把活儿分了,可从没明着商量过。

她们里头,没一个在家门之外有过什么拿得出来的职位。大姑妈在纺织厂当了三十八年工人。二姑妈在一个国营农业部门里头当行政助理。老姑妈,那位老师,是公开场合里头最活跃的。她们看得见的那一面,是寻常的。她们内里的那一面,还有她们仨之间撑起来的那张家族的网,才是更大的那桩事。

不被记录的那份活儿

隔着距离,隔着岁月,我后来看明白了,我那三位姑妈在她们漫长的一生里头到底做了些啥。这里头没一样闹出过惊天动地的事。没一样写得成传记。可正是这份活儿,要是没有它,那些被记录下来的事,压根就没法发生。

把一个家、跨着几代人撑在一处的这份活儿,不成比例地落在了那些名字不会进任何编年史的女人身上。战争、事业、那些公开的成就,记在的是看得见的人头上,是名字会进史书的人。而那份延续——那些饭,那些缝补好的口角,那些记着的生日,那铺一直烧热着的炕——是靠那些大半看不见、名字也极少进史书的女人,维系着的。

我后来想,咱们这些会留意身边发生些啥的人,能做的一件小小的有用的事,就是专门给这些女人一点关注。不是把她们捧得太高——我的姑妈们是做着必要活计的寻常女人,不是圣人——而是给她们那种更大的世界没给过的关注。在我写的这些零碎小文里头点出她们的名字,是一种说法,说这种活儿是要紧的,哪怕没人在替它记着账。(关于中国的历法时间怎么塑着我这一年,我还写过另一篇小文,写 十二生肖 ,写每一轮里头静静捎带着的那些东西。)

这跟我做的活儿有什么关系

我打交道的,有许多四十几、五十几、六十几岁的女人。她们是来店里头来得最勤的那一群。她们来的时候,扛着几十年里头把一切撑在一处攒下来的那份重量。家,事业,老去的爹娘,长大的儿女,剪不断的关系,操持家务和小生意的那些实打实的活计。

她们的身体,来的时候,那个路子是认得出来的。背上部因着"扛"而紧着的劲儿。背下部因着那股一直不断的低度警醒而紧着的劲儿。脖子和肩膀因着多年迁就的姿势而落下的活动受限。还有那份因着担了太多、担了太久而落下的慢性的累。她们里头有许多,往床上一躺,还是要硬说自个儿挺好的—— do të kalojë,会过去的。可肩膀,等我的手够到的时候,讲的是一段长得多的故事。

这些,疗程里头我一样都不去说。疗程是安静的,专心在那份该做的活儿上。可那些相似的地方,一直在我心里头摆着。我手底下在做的这具身体,多少年来一直做着的,正是我姑妈们当年在辽宁那间厨房里头做的那种活儿。这份活儿,更大的世界不认它。可身体记着它。手上这门活儿能给的,在对的那个分寸里头,有一部分,就是一句小小的承认:这具身体一直扛着一桩要紧的东西,而它,被允许了,哪怕就一小会儿,把它放下来。

这是一件小事。可我想,它也是一件真事。

老姑妈,还在世的那一个

我的老姑妈,是还在的那一个。她如今八十五了。咱们大约一个月通一回电话。电话里头说的,多半是寻常事——她吃了啥,读了啥,谁来看了她,辽宁的天儿。大事上头她没多少强硬的看法。她有那种活了很长、看得够多、因此用不着着急的人才有的,平和而安定的语气。

上回咱们说话,几个礼拜前,她问起地拉那。她从没来过阿尔巴尼亚,往后也不会来了——她的身子骨经不起这趟道了——可她爱听我在这儿过日子的那些小细节。

我跟她讲了店里头的事。讲了每个礼拜来的那些客人。讲了一位上了年纪的阿尔巴尼亚女人——她做我这儿的老主顾有好几年了,不知怎的,让我想起了她,那种相像,我说不太清。

姑妈问,那位阿尔巴尼亚女人长啥样。

我描了描——那份小心的体态,那身实在的衣裳,那种又热乎又有分寸的待人样子,还有她有时候做完一回疗程,坐在咱们前头那间屋子里头,像是在想着些她不说出口的事的那个样子。

姑妈静了一会儿。然后她说:"听着像咱们当中的一个。"

我跟她说,她八成是说对了。

这,到末了,就是我想的、我的姑妈们和店里头那些上了年纪的客人共有的东西。她们是把一切撑在一处的那些女人。这份活儿,她们做了许多代了,在辽宁的厨房里头,在地拉那的前屋里头,一个样。她们大概,会接着做下去。我能做的最起码的一件事,在这些我送进世界里头去的零碎小文里头,就是——留意她们。


王杨在地拉那的 Chinese Massage - Tai Chi Tirana 执业中医。细节已作改动,以保护客户隐私。

自家手作饺子与充实的一天

有些傍晚,诊所散场得很慢。最后一位客人离开,床单叠好,我们四个人——颖、晓、伟和我——站在那里片刻,感受着只有在用手忙碌了一整天之后才会降临的那种特别的安静。不知是谁说一声"饺子?"答案永远是:包。 jiao zi? and the answer is always yes.

今晚轮到晓来主持,这意味着我们都有口福了。

晓的饺子不是民主的产物

晓包饺子的方式,和她辽宁的奶奶一模一样:先调馅,再醒面——醒面的时间,刚好够大家把馅的配方争论一遍。猪肉和白菜的比例,是她从不开放讨论的议题。有一次颖建议多放姜,晓看她的眼神,就像看一个在中文语境里说出了什么技术上正确、却莫名其妙不对的话的人。

包的活儿,我们其他人可以参与。这是她大方的地方。颖包得快,褶子齐整。伟包得慢,他的饺子——嗯,总归是合在一起的,这已经是最重要的事。我的褶子像是十二小时班后头一次尝试折纸。晓什么都不说,但她趁我没注意的时候,悄悄把我的那些重新捏过一遍。

!自家手作饺子与充实的一天

每次都会发生的那场谈话

一边包,我们一边聊家里。这不是一场悲伤的谈话——热热乎乎的,有点乱,在普通话和当天从客人那里学来的某个阿尔巴尼亚语词汇之间来回跳。有人提到她妈妈的馅料配方。有人说他爸爸会煮一半、煎一半,这立刻引发了关于哪种做法才是正统的激烈争论(当然是煎的,但我们让伟保留了他的意见)。

伟不打招呼就把家人发来的语音消息播了出来,他姑姑快得不像话的东北话瞬间填满了整个厨房,我们谁也跟不上——她说话的速度实在不是正常人类该有的。我们笑起来。饺子继续一个一个地包出来。

地拉那有一样东西,家乡没有

有件事是我来这里之后才发现的:地拉那的夜晚并不沉寂——这是一座喧嚣的首都,城市的脉动一直延续到深夜。但我们自己内心需要慢下来,需要从一天的忙碌里走出来,安静地回想一下。离家这么远,这样的时刻不容易找到。每天诊所关门后,我们就把这份安静还给自己。

有一次,邻居敲门,把自家阳台上种的辣椒送过来,一待就是四十分钟。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但我们有辣椒,这已经足够了。

饺子和这份安静搭配得恰到好处。你没办法催它。包的时候需要时间,聊天填满了时间,等到吃上的那一刻,你已经忘了自己疲倦过。

煮的环节才是高潮

晓分批把饺子下进锅里,我们全都围过去,像在看一场体育赛事。饺子浮上来的时候,她在心里默数三十秒——每次都把这句话说出声,像是在提醒自己——然后捞起来。破皮的那几个是厨师的特权。晓站在灶台边,不声不响地把它们吃掉,这个样子非常对。

我们蘸黑醋、淋少许辣椒油。伟还要加酱油,晓允许,但不认同。厨房的窗玻璃起了雾。谁的手机播着一张歌单,一半是周杰伦,另一半,莫名其妙地,是颖找到的一段阿尔巴尼亚复调音乐录音,她觉得好听极了——确实好听。

不是食谱,只是一份邀请

食谱我不会告诉你。那是晓和她奶奶的秘密。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有一天来到地拉那,离家很远,手上沾着面粉,身边的同事正在为姜的用量争论得不亦乐乎——你大概已经到了最该在的地方。

如果你想在饺子时间之前找到我们,我们几乎每天都 在诊所 ,用同一双手,做着稍稍不同的事情。

王杨在地拉那Chinese Massage - Tai Chi Tirana从事中式传统推拿理疗。该店位于地拉那市中心,距Bulevardi Myslym Shyri步行仅需数分钟。

湖边的烤架:一个星期六的仪式

在地拉那的生活里,我给自己攒下了一个小小的星期六仪式。我不常写它,因为它实在太平常了,平常得不像能拿来当文章写的料。可这些年来,客户也好、朋友也好,总有人问我这座城里最中意的地方是哪儿,问得多了,我慢慢琢磨过来:这平常,恰恰是我能讲出来的最有意思的东西。

这篇文章说的是:在店里忙完漫长的一个星期六之后,我走去人工湖那边的那段路;说的是我在湖边那家科尔察烤架(Zgara Korçare Liqeni)——湖边的那家烤肉店——吃的那顿烤食;也说的是在一家平民馆子里、一张老座位上一点点攒下来的小道理——那儿的厨子,还没等我坐下,就知道我要点什么了,这么着已经有几年了。

这仪式是怎么开始的

这仪式我不是有意要立的。是日子久了,它自个儿长出来的——大多数能长久的习惯,都是这么来的。

2020 年我头一回搬到地拉那,那阵子起早贪黑地把我这门手艺张罗起来,到周末日程最满的时候,尤其拼。一个星期六的活儿干完——通常是四五个疗程,做到晚上八点上下——人累得不想做饭,心又静不下来、回不了家直接睡。我需要一个过渡。

头一年我试过各式各样的馆子。Bllok 里那些时髦的去处。几条大街上新开的意大利馆子。市中心附近的土耳其烤肉摊。这些个,没一个真对得上我身子在一天活儿之后想要的那种松劲儿。它们要么太吵,要么太刻意,要么太一门心思想做个"目的地",而不是一桩日常。

走去人工湖那段路——离店里二十分钟出头——成了那个傍晚里真正管用的部分。夜深些的时候,湖边是地拉那比较清静的地界之一,到了凉快的月份尤其如此。走下那些住宅区小巷子的那段路,绕着水边的那条宽道,水面上那不断变着的光——这些,正是我一整天闷在屋里之后身子所需要的。

科尔察烤架进到这仪式里,是后来的事,几乎是赶巧。一个星期六傍晚我打那儿路过,瞧见一位上了年纪的男人独自坐在户外的一张桌子边吃饭,那份满足劲儿,叫我心里一动。我进去了,照着他吃的点了一份,在他旁边那张桌子坐下。他没出声,朝我点了点头。我把那顿饭吃了,这才发现:这正是我一直在找、却又说不上来的东西。

那大概是几年前的事了。打那以后,差不多每个星期六我都在那儿吃。

厨子知道些什么

科尔察烤架的厨子,是个快六十的男人,在这馆子里干了许多年。他祖籍科尔察——馆子的名号便由此而来——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他随着南方那拨后共产主义时期的迁徙来到地拉那。他那手烤的功夫,是科尔察一带特有的:火旺,调味简单,挑的也是特定几块、经得住明火的肉。

他给我做的,几乎不用我开口商量,是一小盘带骨的烤羊肉、一块新鲜面包、一小碟应季的腌菜、一杯水,还有——要是赶上冬天——一小杯 çaj mali(山地茶)。这些他都端到桌上,我什么都不用交代。我坐下,慢慢吃,有时朝别的熟客点点头,约莫四十分钟后就走。

这仪式有它一定的样子。我不带活儿来。除非我在等一个要紧的电话,我连手机都不带。我也不看书。我就那么坐着、吃着,让这一整周攒下来的分量,从肩膀上一点点卸出去。

这些年里,厨子渐渐摸清了一些关于我的事,可这些事我俩从没细聊过。他知道我在坡上那家店里干活儿。他知道我是中国人,老家在辽宁。他知道我吃饭时有个不出声的偏好——宁可一个人待着,也不爱搭话。这些偏好,他都尊着,从不拿来当个话题。

反过来,我也摸到了一些关于他的事。他闺女在意大利念过书,如今在米兰工作。他两年没回科尔察了,因为这馆子实在脱不开身。他对自己那羊肉有一份特别的骄傲——那是从波格拉德茨城外一个固定的牧人那儿进的。他从十五岁起就在馆子里干活儿,他有回跟我说,他打算一直干到手不听使唤为止。

照寻常的说法,我俩算不上朋友。我俩有的是一桩这些年来一直维系着的默契:他备着我已经离不开的那顿饭,我每个星期六傍晚都准准地出现,来领它。这桩默契,自有它那一份热乎。

那个我没料到的辽宁的对照

我花了好一阵子才留意到这仪式里的一桩事——如今回头看,这事打一开始就该是明摆着的。

在辽宁我老家那边,我父亲有过一个相仿的每周的仪式。他在村子附近一家小厂里当工头。星期六傍晚,他会从厂里走约莫十五分钟,到河边一家小馆子,那儿做一种特定的烤鱼。他独自在那儿吃,吃完晚饭回家,余下的晚上就读读书,或是跟我母亲轻声唠唠。

辽宁那家馆子的厨子,跟科尔察烤架的厨子一样,不用我父亲开口就晓得他的口味。厨子端来同样的鱼、同样的配菜、同样一小杯酽茶。我父亲慢慢吃,付了钱,走回家去。

我来地拉那那会儿,并不知道自己日后会在世界的另一头,立起一个相仿的仪式。我并没有有意照着我父亲的样子来。可那个样子——一个固定的星期六傍晚、一家平民小馆子、一个晓得你那一份的厨子、一顿安安静静的独食,当作从工作周走向歇息的过渡——竟成了我所需要的东西,需要的方式连我自个儿都没跟自己说清楚过。

我母亲在我父亲过世之后,有一回说过一句关于他的话,这话我只在近来才慢慢咂摸出味来。她说,河边馆子里那顿每周的饭,对他而言,是那顿"让他还是他自个儿"的饭。他的活儿累人。家里的日子也有家里的要求。在馆子里独自待的那个钟头,吃着一个认得他、又不用他端着架子的人做的饭,那是他单单做回他自己的一个钟头,那一刻这桩体验上没有别的什么要求压着他。

如今我想,这也正是星期六傍晚的科尔察烤架为我做的事。它让我还是我自个儿。(我在别处写过 火马年,以及我这一年里别的几块中国历法的小碎片

这跟这份活儿有什么关系

有时我会纳闷:我干的这一行,从某种意义上说,本就是为别人提供相仿的体验的,那我自个儿怎么还把这样一个小仪式看得这么重?毕竟咱们提供九十分钟的疗程,让客户在里头被照料着,不用他们端着、不用他们表演什么。我在馆子这个星期六仪式里所描述的那些东西——可预料的暖意、用心的照看、不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咱们的疗程里大多都有。

可这家店,对我来说,是我给出这种照料的地方。星期六科尔察烤架那个仪式,是我领受这种照料的地方。

我渐渐相信,这是一种要紧的、得守住的不对称。干照料人这一行的——理疗师、医生、老师、带小孩的父母——他们也需要领受照料,而且那照料不能只是把他们自个儿那一行原样反照回来。这领受,得从一个全然不同的天地里来。烤架馆子的那个厨子,从没进过我的店,对我干的活儿也只有个模模糊糊的概念,可正因为他给的照料,跟我自个儿的活儿在行当上半点不像,他才能给我一种我那些同行给不了的照料。

这也正是为什么,每当跟客户聊到这上头,我都会鼓动他们去找一个属于他们自个儿的、这样的仪式。不管他们在店里领受了什么,他们还需要一个别处——一个不像这家店的地方——在那儿,他们单单被允许做回自己,从一个不要求他们非得是个什么样人物的人那儿,领受照料。

对有些客户,这是每天早上在同一家咖啡馆喝的那杯咖啡。对另一些,是 Pazari i Ri 那个认得他们好些年的小鱼贩。对另一些,是某家面包房里那个女人——他们要是来晚了,她会给留一只特定的面包。对另一些,是个裁缝、一个理发师、一个卖花的、一个修鞋的。什么形式不打紧。打紧的是那份作用。

关于侨居者的一点话

对那些在外侨居多年、如今正往地拉那回的客户——意大利、德国、希腊、英国——我有时想,这样一个仪式,对他们尤其要紧,值得重新立起来。侨居的日子,往往是一种没完没了的过境,一种安稳生活里那些细小而恒常的存在,老被打断。回到地拉那,不单是回到一座城;是回到那种"细小而安稳的存在"重新成为可能的境地。那个晓得你点什么的厨子。那个给你留座的侍者。那个会问起你母亲的卖花人。

正是这些存在,让一个地方感觉像个家,而不是一个临时落脚处。照我看,许多从侨居地回来的人,都低估了自己有多想念这些细小的安稳,直到他们动手把它们一点点重新立起来。在一家常去的馆子里,厨子来过几回之后头一回认出你的脸,那份宽慰,大得出人意料。在侨居的那些年里,你没意识到,这些细小的相认,原是一种养分。

我这些年在地拉那慢慢安顿下来的过程里,星期六傍晚的科尔察烤架,是那些让这座城感觉像个家、而不只是一个我在里头干活儿的地方的结构之一。我不晓得那儿的厨子是不是也这么琢磨过。我猜他琢磨过。咱们维系着的这些默契,哪怕是不出声的,通常两边心里都明白。

这是我在地拉那的日子慢慢教给我的小道理之一。撑起一辈子的那些大结构,不是那些轰轰烈烈的。是那些无聊的、每周一回的。走去湖边的那段路。那家烤架馆子。冬天里那杯 çaj mali 。厨子那一点头。慢慢走回家的那段路。

正是这些,让咱们还是咱们自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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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阿尔巴尼亚祖母教会我的拔罐智慧

来自工作室的一封信 · 王洋

一位阿尔巴尼亚祖母教会我的拔罐智慧

关于传统、记忆与归属的个人反思

那是一个安静的周三下午,我在工作室第一次意识到这件事。

一位客人——来自地拉那的教师,五十多岁——刚做完拔罐疗程,躺在按摩床上。罐印是那种深紫色,这种颜色只会出现在长期承受压力的身体上。她在镜子里看着这些印记,笑了。

然后她说了一句让我停住的话。

"我奶奶以前也给我们做这个。用玻璃罐。在村里。"

在我的家乡中国,这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惊讶。每个中国奶奶都知道拔罐—— ba guan,字面意思就是"拔罐子"。但当我2020年来到阿尔巴尼亚时,我以为自己带来的是新鲜事物。是异国的东西。是献给好奇国度的中国礼物。

那天下午,我开始问问题。

我开始问每一个人

接下来的几周里,我问了每个人。我的客人。Astrit Sulejman Balluku街上的邻居。水果摊的老板。街角烤肉店的老板娘。

答案几乎总是一样的。 "啊对——kupa。或者叫ventuza。我奶奶。我姑姑。在村里。"

在几乎每一个阿尔巴尼亚家庭里,某处都珍藏着一段记忆。某人的nënë会将玻璃杯在烛火上加热,然后放在酸痛的背上。总是玻璃杯。总是在家里。总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将身体里的病气拔出来。

但让我困惑的是这个。

在村子里,这个传统还活着——安静地,在厨房里,由奶奶们传承。在地拉那、都拉斯、斯库台,几乎没人再做了。人们谈起它的方式,就像谈论一道老菜谱——带着感情,但也带着一点距离。

在中国,拔罐从未消失。每个社区都有人在做。那么在阿尔巴尼亚,它为什么变成了"奶奶的事"?为什么城市放弃了村庄如此小心保存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的发现

我不是历史学家。我是治疗师。但那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心头,一个周二晚上,我坐在电脑前,泡了杯茶,开始查资料。

我发现的东西,比任何客人告诉我的都更让我惊讶。

希波克拉底

第一个惊喜是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年左右出生在科斯岛,"医学之父"。他做拔罐。不是作为猎奇。不是作为民间疗法。而是作为他的主要工具之一。他用它治疗背痛、颈痛、肺部问题、痛经——正是我今天在疗程中治疗的那些问题。

我坐在那里,端着茶,想: 希波克拉底?那个希腊人?希腊离地拉那不远。开车几个小时就到了。

盖伦,以及穿过伊利里亚的罗马大道

帕加马的盖伦(公元129-200年)是文艺复兴之前欧洲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医生。他治疗过罗马皇帝。他是拔罐和放血的热情实践者。他甚至公开批评那些拔罐做得不够的医生。

而我没有理解的是:罗马帝国到达了阿尔巴尼亚。那个行省叫伊利里亚。受过盖伦方法训练的罗马医生,走过我现在走的同样的路。他们在同样的城镇为病人拔罐,而我客人的奶奶们——几个世纪后——会在那里给她们的孙辈拔罐。

这个传统不是从别处来的。它一直在这里。

理发店的启示

第三个惊喜是我一直在告诉每个人的。

在中世纪的欧洲,拔罐和放血转移到了修道院。僧侣们实践了几个世纪——直到1163年,一次教会会议决定神职人员不应该放血。于是这个实践转移到了理发师那里。

接下来的六百年里,整个欧洲的理发师不只是剪头发。他们拔牙。给病人拔罐。放血。他们被称为 理发师-外科医生。.

隐藏的符号

当中世纪的理发师-外科医生进行放血时,他会给病人一根木棍握住。手术后,沾满血的白绷带被挂在店外晾干。白布,染成红色,在风中扭动。

最终,一个彩绘的符号取代了绷带。一根木杆。红白相间的条纹。

那个标志从未消失。

我想让每一个读到这篇文章的阿尔巴尼亚人为我做一件事。

下次当你走在地拉那——或都拉斯、斯库台、科尔察——数一数理发店。看看外面旋转的红白相间的柱子。每一根都是900年历史的拔罐和放血广告。我们只是不再看见它了。

五百年的希贾玛

五个半世纪——从1385年到1912年——阿尔巴尼亚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奥斯曼医学有深厚的拔罐传统,叫做希贾玛 hijama。土耳其外科医生谢雷夫丁·萨本朱奥卢在15世纪详细记录了它。他的技术在每个主要的奥斯曼城市实践。地拉那。斯库台。培拉特。吉诺卡斯特。

所以当一位阿尔巴尼亚祖母在1962年加热一个玻璃罐,放在她孙子的背上时,她做的事情是她的祖母从她的祖母那里学来的,一条不间断的线,追溯到奥斯曼的希贾玛、拜占庭医学、罗马医生、盖伦和希波克拉底。 hijama。

两千五百年的实践。在这片土地上。

我2020年来到这里,以为自己带来了一份中国礼物。我错了。我是在归还一直属于这里的东西。

我想让你们知道的

这就是

这个国家的慷慨,在我初来乍到时让我惊讶。 Mikpritja ——你给客人的欢迎——在这里是真实的。人们在知道我的名字之前就给我食物。在我配得上之前就给我友谊。他们耐心地重复单词教我阿尔巴尼亚语,就像我在辽宁的奶奶教小孩那样。

但我没想到的是,阿尔巴尼亚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欢迎我的工作——作为熟悉的东西。不是陌生的。不是外来的。而是契合的。

当我在工作室坐下,为客人放上罐子时,我不是在引入任何新东西。我是在继续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始于罗马人在伊利里亚修建道路的时候,对话的双方是阿尔巴尼亚人的身体和这些技术。奶奶们做这个没有错。城市回归它也没有错。

我不是带来它的人。我只是碰巧知道它的现代中国形式——经络理论、诊断的精确性、干净的设备——我每天都感恩,阿尔巴尼亚欢迎我把这种形式带回家。

如果你的奶奶在村里做过 kupa ——是的,这就是同一件事。

如果你一直认为拔罐是来自中国的异国事物——是的,它也是希腊的、罗马的、奥斯曼的和阿尔巴尼亚的。

如果你在屏幕前坐太久,脖子僵硬了——嗯,希波克拉底会知道该怎么做。你的奶奶也会。我也会。

来Astrit Sulejman Balluku街找我们吧。这个传统比建筑更古老。它是你们的。

延续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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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离开之后

您离开之后——Tai Chi养生

平静背后

您先请 离开

身后的门轻轻关上了。房间里再次恢复了平静——这是经过一个小时缓慢呼吸、放松肩膀、以及终于摆脱了外界喧嚣之后,内心依然残留的宁静。.

离开时你会感觉轻松许多。这才是应有的感觉。.

但当你走出去之后,那一个小时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我们中心设有三间按摩室。我与两位按摩师一起工作,每位客人离开后,我们都会开始一套安静的日常流程,这套流程每天都会重复多次。.

首先要清理床铺。用过一个小时的旧床单会被取下,换上新的——光滑、清新、精心铺放,确保下一个人进来时看到的只有平静有序的环境。.

毛巾再次叠好,干净柔软。.

淋浴间被清洗得玻璃干净透亮,瓷砖闪闪发亮。洗漱用品也经过检查并重新摆放,确保一切都崭新如初,随时可用。.

窗户打开,新鲜空气进来。房间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淡淡的香气缓缓弥漫开来。地板被擦拭干净。装饰品被重新摆放好。蜡烛被摆正。小石子被放回原位。音乐重新响起。.

每个房间都必须给人一种静静等待下一位客人的感觉。.

这就是团队合作。三个房间,三位治疗师,许多细节。我们悄无声息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重新准备一切。.

大多数客人都能享受一个小时的宁静时光。.

对我们来说,那段时间从他们到达之前很久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他们离开之后很久。.

因为每一位走进我们房间的客人都至关重要。他们将时间、舒适和放松托付于我们,我们深感荣幸。他们入住的房间理应体现这份尊重。.

一切都必须准备就绪。.
当下一扇门打开时,房间应该给人一种清新、平静、准备就绪的感觉——
仿佛这一刻就是为他们而创造的。.

王杨

王杨

Founder & Therapist — Chinese Massage – Tai Chi Tirana Wellness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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